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李达　共产党的哲学家

　　怀李鹤鸣先生

　　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

　　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中，有位典型的学者型人物，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李达。虽然后来他一度脱党，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再度回到组织里来，并成为一个没有预备期的“特殊”党员。

　　生平

　　■因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他辞去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因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

　　■他虽在党组织之外，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三十年后重回党内，人生的“圈”终于圆满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冷水滩市）人。生于1890年，1911年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读书。1913年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0年回国后，他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理论月刊，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7月在上海望志路106号那间有特殊意义的屋子中，作为上海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是中共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并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此间他仍和中共党内的旧友保持着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1927年，长沙发生反共“马日事变”后，李达又去上海的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处任教授、系主任。在此期间，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在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辍，他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1949年，李达利用他的声望参加并策动湖南和平起义。同年他应中共中央电邀北上入京，见到阔别已久的老友兼同乡毛泽东，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创始人，脱党后又回到党内，一个画了近30年的圈终于圆满。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校长、一级教授，以及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等职务。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在病痛交加中含冤去世。

　　背景

　　■在建党初期，党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当时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如获至宝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不是原著），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理论准备非常不足。

　　在这种近乎于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周恩来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列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能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与其说是个政治家，还不如说是个学问家，这从他在党的“一大”中所处的地位便可见端倪。

　　在“一大”上，党纲还是由国际代表起草，不过李达已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因党员只有五十几个，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出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李达之所以当选，与他进行会议筹备有关，更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超过其他代表。

　　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二大”，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恰恰是出自李达之手。

　　后来李达到大学当专职教授，在北平等地教育界颇有影响。他虽操一口湖南乡音，语言却简洁流畅，学识渊博，在课堂上常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当时不是党员，常被圈内的进步师生们称誉为“带翅膀的”（以“飞”喻“非”）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条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泽东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应该说，《毛泽东选集》中的雄文虽然主要是对党的第一线斗争实践的总结，也汇聚了李达在学术研究中的成果，是各方面集体智慧的结晶。

　　故事

　　■1948年底李达接到毛泽东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同陈独秀闹翻，进而脱党，与此不无关系。

　　他组织上脱党后，党内旧友仍与之长期保持着联系。1947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1948年底，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李达身体康复，地下党转来一封信函――“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入经营。”看到此信，他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身穿蓝布长袍和布鞋的李达单独接到香山。5月18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

　　毛泽东和李达不仅都是“一大”代表，而且早年就很熟悉。毛泽东早年在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李达就曾担任该校的教师。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接着，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两位老友发生了激烈争执

　　李达非常尊重和敬佩毛泽东，无论是在领袖才能还是学识上，都视为难得的人生知己。本来，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还不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对哲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仍在湖南、武汉等一些大学担任校长和教授。

　　他与毛泽东是诤友，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甚至直言批评过毛泽东。毛泽东于1950年底发表了哲学著作《实践论》，李达很快买来认真研读，他由衷地赞叹毛泽东的哲学才华，并写出了《〈实践论〉的学习提纲》等一系列文章，在高度赞扬的同时，他认为《实践论》中的一段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有失公允。为此，他直言不讳地在信中提出。

　　毛泽东接信后反复推敲，又找了一些近代史的研究专家共同探讨，随后亲自给李达写回信，肯定了李达的观点，答应在出选集时一定加以修改。

　　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两位老友发生了一次激烈争执。李达痛心地指出，当时吹嘘的高指标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并当面对毛泽东说：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然而，真理的火炬往往烧伤那些举烛者的手。在“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毛泽东当时虽不同意李达的意见，却在南巡时还问起这位老友，得知其亡故后叹息不已，1969年召开“九大”时还专门提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