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视为“海派文化的阐述者”的陈丹燕，最近推出了8年来的一部新长篇《慢船去中国》，因其营造了浓厚的上海气氛，被人称为“小资教母”。日前，陈丹燕坐了23个小时慢（火）车来到北京，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自从由《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金枝玉叶》等构成的“上海系列”出版以后，不少读者把你和你的写作，当成上海风格的一部分，更说你的文字精致而空灵，却怎么看都带着一股颓废的贵族气。

　　陈：我的写作与上海这座城市，甚至是和它的风格联系起来，大约只是碰巧我居住在那里。但不管我已铺排下多少上海人的命运，应该说探讨的都是人的内心世界，都是对人性的表达。所谓“颓废”的贵族气，应该说是人们对上海文化的一种误读。我非常希望能在作品中还原被误解的上海时尚。

　　记：真正的上海时尚是什么？

　　陈：许多人可能觉得，上海人就是崇洋，就是怀旧，就是渴望着回到从前，而上海的本质就是商业。我倒觉得，上海更有一种文化精神，这影响着我，但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还要继续找。

　　记：很多人认为，你在文字中制造了一种氛围。这种让人浸淫其中的氛围是“小资”的？

　　陈：一个人写作惟一的目的就是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在“文革”中长大，意外地接触了欧洲文学、交响乐等，它们可能成就了我的“文化结构”。我的文章里有许多并不是中国语文里的东西，比如一些词，可能就是傅雷先生造出来的，我们看翻译小说看多了，以为那是中国自己的词。而这些是不是“小资”？就是读者的感受了。

　　记：你理解的“小资”什么样？

　　陈：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评价，说张爱玲等小说家是那种自私、冷漠的女人，如果你跟她同时代，会很反感她的做派，但是隔了60年看回去，就容易接受她们了。时间过去了，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就不一样了。“小资”这个词据说这几年已经“过时”了？我总觉得，任何感受只有存在于内心，才是根深蒂固的，任何姿态只有发自本来，才不会做作，写小说是这样，生活更是这样。“小资”应该是一种内心自在吧。

　　记：有人把你称为“小资教母”。你听说过吗？

　　陈：很多人问我，你总是在咖啡屋里写小说？我说写过，于是听说有些人就跑到咖啡店里去写字了。这个如果叫“小资”，那可不是我教的。

　　记：看了《慢船》，觉得里面的温情不像以往那么多了。

　　陈：对，已经有人评论说，《慢船》里刻薄多了。其实，我希望所有的态度都是温和的。刻薄或许是更加敏锐的表现，但我更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坏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安安详详地去看，这样才能回到它本来面目上――原生态往往是被隐藏着的，需要剥离。如果都用激烈去表达，就会产生抵制，蕴涵其中的好玩的东西会被遮掩起来。保留着一种对世界的慈悲，能让人更加宽容地对待文化――这是“小资”的态度吧？

　　“小资”应该有一种放松，对自己作品发表出去的版本，哪怕今后要大大改过，也有一种悠然自在的态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能算是“小资”，更谈不上是教母，因为我会很在意自己没有把握好的地方，我希望很快改过。

来自：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