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朱大可
采访者：拉拉
拉拉：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和“葛红兵现象”据说已经被你“洗耳恭听”，作为下体写作最激进的代表，她似乎把卫慧远远的甩在了后面，而葛红兵更是开了中国学术界下体写作的先河。你怎么看这两档子事？
朱大可：这两件事都是市场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样本，但都是抄袭来的毫无创意的东西。西方露阴癖的历史从麦当娜开始，到现在早已是陈词滥调了。木子美最初只是性暴露狂，而后才被迫转型为性挑战，向男人露出下半身的锋利牙齿。这不仅让有窥私欲的男人激动，也令女权主义者兴奋不已。其实它最终还是和周璇事件一样，是一次低俗而成功的自我炒作。但日记主人公的那种无耻的坦率，倒是挺很可爱的。与其遮遮掩掩，真不如挺“身”而出。葛是我的朋友，但我还是为他感到难受。一个学者，不以思想和文学力量见人，却光着身子跑上大街，还做出害羞的样子捂住了“脸蛋”（注意，不是捂住“羞处”），这种秀法，虽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脸，却难免丢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脸。他和长江文艺合演的“欲说还羞”的“双簧”，谁都看出来是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由于葛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脸在给中国文学续写悼词，而且也顺手为他本人写了一份悼词。
拉拉：早在1988年，你就写下了轰动一时的《空心的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宣告了文学的死亡。在你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表达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失望；而在你近期的访谈中，谈到当代文学，你说“既然它已经接近完蛋，那就让它早点完蛋好了。”十几年以后，是不是这种失望进一步加深了，为什么？
朱大可：葛红兵的“沙床”悼词验证了我的预言。早在八十年代，文学的“上半身”变得摇摇欲坠，而今则已经荡然无存。但“下半身”的境况也并不美妙，除了虹影的《K》，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我们看到的是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作家越来越走向低俗无耻。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些身体演出有多少社会解放的价值。这完全不是身体的复兴，而是身体的自我贬损。性解放不宜以丢掉尊严为代价，它更应当与精神解放彼此呼应。今天肉体翻身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它既没有引发我们对身体的尊严和美丽的关切，也没有把我们引向精神的自由，恰恰相反，灵魂仍然是一个空洞，而身体则朝着丑陋和卑贱一路狂奔。
拉拉：你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说“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著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在《上海：情欲在尖叫》里，你一如既往地对张爱玲和卫慧极尽嘲讽。你在前几年批评卫慧时说“一个真假难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经降临，我对此将洗耳恭听。”我想知道你洗耳恭听的结论是什么？是不是一个真正叫春的时代已经来临？
朱大可：“叫春的时代”是否到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从女作家叫春到男学者叫春，叫春的主题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进展。
拉拉：旅居澳洲5年后，你于1999年回国，所谓“浪子回头”，成为文化界世纪末最后一个热烈话题，而且也被认为是中国批评界在新纪元间重振旗鼓的契机。4年已然过去，在这4年中你都在做什么？你还想做些什么？你认为你的“重返文坛”，有没有真正改变新世纪国内批评和思想界的格局？
朱大可：你引用的这些，都是媒体炒作的夸张用语。我是一个独立批评家，我的话语权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逃跑”和“离婚”。这几年写了少量文学批评，大多数时间却是在做流氓话语研究和城市文化分析。我的《流氓的夜宴?D?D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即将出版，它是十年前的那篇《流氓的精神分析》的续接。而城市个案的符号分析，也在不紧不慢地进行之中。计划中也想写一部《大众文化史》。或许还会抽空来对鲁迅作一次深入的精神分析。
拉拉：作为一个上海人，又在上海读书和工作，你写过很多关于上海的文章，像那篇著名的《上海：情欲在尖叫》。你对上海似乎缺乏好感和友善，那么上海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你94年远赴澳洲，从一个“他者”的眼光，你如何看待上海？
朱大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既是“他者”，又是“自体”。我的双重身份导致了我的精神分裂。我会在生活和经济层面上热烈颂扬它的诸多好处，但可惜我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在那个层面上，我只能如实说出我所看见的真相，这真相就是上海文化的萎缩和溃退。上海这些年都在编织皇帝的新装，他们编织得如此煞有介事，各种文化节日和庆典此起彼伏，而结果却是一个原创价值的空无，只有叫春的声音在黄浦江上空经久不息地回荡。
拉拉：虽然你是市民和大众文化激烈的批判者，然而我还是想了解你生活中世俗的一面。能谈谈你的生活吗，过去、现在和未来？
朱大可：呵呵，你要我公布我的隐私吗？虽然你很好奇，我还是要誓死捍卫我的生活秘密。不过可以透露一点，我最近会回到高校去任教。我喜欢教书。大学毕业到我去澳洲为止，我一直在大学教书；在澳洲，除了在报馆打工和做研究，我也在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工作，教当地孩子中文。读书、码字、教学，就是我生活的三大乐趣。谢谢你的采访。
拉拉：也谢谢你。
来自：网易文化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