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来，“作家炒作协“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先是六七月份湖南省作家协会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先后退出湖南省作家协会，紧接着，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宣布“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１０月１０日，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和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为了澄清“种种传闻和流言”，１１月１５日，李锐又将《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把“作家炒作协”，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李锐是对近２０年的中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写出了《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等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批评家孟繁华认为，“李锐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就“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这一事件，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发给记者的《致文友公开信》中，他提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令文学日益萎缩”；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因此患上了“换届综合症”。他表示，今后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写过《吕梁英雄传》的作家张石山表示，山西省作协的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很多只是充当摆设，“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想当泥雕木塑的‘人桩子’了。所以断然辞职。”他们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及退出中国作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现在的宽松气氛允许他们表现自我意志，李锐说：“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剧烈反响。残雪、何立伟、陈村、刘亮程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纷纷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今年６月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退出，是对自己和黄鹤逸今年６月和７月退会的实际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正直和良知”。南京作家叶兆言说：“我相信李锐这么做，是考虑到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作家是否伟大，另当别论，但是作家的自尊不能丧失。许多事情其实与一个真正的作家没任何关系，很感慨李锐说的‘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这句话。这是一个底线，和李锐一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这已经足够了。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羞辱作家。”
在这一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和作用又被尖锐地提出讨论。作家们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行动就是“促进作协体制改革的最好的做法”。老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组合的文化组织”。他大声疾呼：“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上海作家陈村认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
不少作家虽然对当前作协的状况相当失望，还是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它的部分作用。北京作家林白认为，虽然自己跟中国作协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很游离的状态，“他们的作代会，青创会从来没有邀请过我”，但是“中国作协里的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对我是有帮助的”。北京作家残雪说：“中国作协没有什么意思，退了好。不过我懒得退，嫌麻烦。里头有个机构，叫权保会的，还不错。”这些言论表明，作家确实需要一个保障他们权益的机构，而真正为作家做事的机构是会得到作家们尊重的。辞职不退会的张石山说：“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我充满感情，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另有许多作家拒绝就此事发表意见。
李锐
１９５０年９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１９６９年１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先后做过６年农民、两年半工人。１９７７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１９８８年转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１９９８年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小说《厚土》、《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等，另有思想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一种纪念碑》等。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张石山
１９４７年出生，１９６６年高中毕业，当过侦察兵。复员回太原，因写小说，１９７８年调入山西作协，１９８４年任《山西文学》副主编，１９８５年接任主编，１９８８年以一级作家身份进入山西文学院。主要作品有《吕梁英雄传》、《摩崖符咒》、《血晨》、《放鹰》、《侦察英雄》、《徜徉薄州府》、《走马黄河》等。
李锐的小说《银城故事》是近几年中国文学的杰出成果之一。 |
张石山的小说《吕梁英雄传》 |
来自：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