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在传说中得救
1901年，光绪皇帝随慈禧太后自西安起驾回銮，辛丑条约已经签订，皇上将回到他被玷污的都城。途经开封时，在黄河边上，皇上焚香奠酒，祭祀河神。据说，他的眼神看上去像诗人一样落魄忧伤。据说――
“我家乡的黄河，起了恻隐之心，她想，这个可怜的孩子啊！她用风平浪静抚慰了他，汩汩的水声是她一声接一声的叹息。他望着河面上美不胜收的粼粼金波，望着天地间和平温柔的美景，装作晃眼的样子垂下了头。他承受不了这巨大的仁厚的柔情，他想，我何德何能啊，他还想，日子是多么糟糕啊！他这么想着眼泪就夺眶而出，一滴一滴打在了他四处开绽破旧的鞋面上。”
蒋韵的《在传说中》（《上海文学》第11期）由此开始，然后，精灵般的童子在温厚的夜色中嬉戏，那原是城隍庙里的两尊泥塑，他们纯真、欢喜，与人世相亲；然后，一条龙被一腔至情的鲜血点睛而生，他缠绵地回报大地，天与人之间有恩有义；然后，两兄弟爱上了一个钟灵毓秀的女子，一个人的死成全了世间的美和圆满……
这一切和皇上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在传说中》是对古老中国的世界模式的一次深情想象：那个世界从“仁”的精神中涌现，仁爱、仁慈、仁厚、仁义，人的心中对一切怀有敬重和端庄。而皇帝是世间之龙，是天和人的中介，他维系和证明着那个世界的和谐完整。
于是，当皇帝在场时，“传说”才能开始，而这“可怜的孩子”“四处开绽破旧的鞋面”则暗示着“传说”仅只是传说而已，那个世界正在碎裂，皇帝将不再成立，泰然安详的“仁”也将不能成立。
所以《在传说中》是传说，是想象，它很美，蒋韵的语言里充满纷披华美的比喻，那不是关于事物本身的，而是关于幻影、幻境的，这幻境注定破灭，但表达这种幻灭不是蒋韵的目的，她真正的关切在小说最后奇迹般的宏大场面中表露无遗：大水将淹没城郭，女人们坚忍地跪在雨中，“她们为她们的城做着坚忍的祷告，她们求天保佑她们的城，保佑她们的家和亲人儿女”，在圣经般的庄严语调中，上苍终于听到了她们的声音，上苍作出回应，上苍拯救了她们和她们的城。
―――蒋韵的关切是，在传说之外，在现世、在此时，我们的灵魂如何得救？
２☆今夜请将我遗忘
2003年深秋，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成了时尚话题，那是有关张爱玲的，张记“梦工场”的梦生生不息；但读胡看张其实是错过了景致，《今生今世》里的胡才令人惊叹，那是精雅、无耻的安详，在为民族国家而战的时代，这个背叛者竟有足够的想象力把自己珍藏在旧的世界图景中怡然自洽。在根本上，胡比张更与我们相近：他心的荒凉，他的无所信和无所承担，他逃避精神困境的机巧和苟且，都更直接地预示着大水般席卷而来的虚无。
与虚无对抗，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命定的主题。2003年深秋，我读完了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下半年号），我是长在岸上的植物，只能眼看着潮流远去：这部小说去年已在网上广为流传，但我竟然等着，等到它落回纸面。
然后，我就为我的落后找到了理由：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开天辟地的“网络文学”，慕容雪村在任何意义上都未能脱开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他的真正力量与网络无关，而是来自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才能：他知道人心中此时发生了什么。
―――这是最低要求，但也是几乎高不可攀的要求，没有几个中国小说家真的“在场”，他们的小说在“北京”、在“上海”；在“底层”、在“上层”；在DVD或书本的阴影里，但他们不在此时生活和人心的现场。
在现场的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不是指它所写的是现实生活，无数以“现实生活”为名的小说其实毫不现实；慕容雪村对我们借以藏身的观念、定见、顺口溜和幻境深怀警惕，他反对胡兰成，他也不做张家老店的小伙计，躲进沪上旧梦；蒋韵是迂曲地向此时发问，他则是直接看事物，看清我们此时这无可比喻的灵魂状况――
在“成都”这个地理名词所指代的红尘万丈的俗世，虚无成为人心之中暴虐的强制性力量，欲望和身体是虚无的战车，人不能摆脱虚无的驱迫，我们正在倦怠中“堕落”――这个词在一种终极意义上被使用，如同判决，如同死亡。
３★自己在世界上是个卑鄙的人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这样的小说是一种迹象，标志着中国文学隐蔽的、但极为重要的转向：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地从与外界的对抗中汲取力量，对抗历史、对抗宏大叙事、对抗知识分子的规划和阐释、对抗覆盖在身体上的一切事物，而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真正需要对抗的就是自己。对慕容雪村、陈希我、张楚这些作家来说，无边的荒原和惨烈的战场就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凝聚为一个人自己的问题。
―――这才是真正的“向内转”，如果说，我们的文学中有过所谓的现代主义浪潮，那么，直到现在，直到它已被遗忘，我们才发现了它的真义：上帝缺席，皇帝也缺席，人在孤独无助中苦斗。
然而，虚无不仅是我们灵魂深处的黑洞，它还是消费品，我们都是嗜虚无成瘾者，所以我们喜欢《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我的意思是说，我喜欢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语言，那是一种在虚无中华丽地滑行的语言，它灵巧、迅捷，姿态万千，它在抓住事物时也是含着超然的冷笑，它把狼狈不堪的奔逃变成了眼花缭乱的舞蹈。
这很好，这是一种才能，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部小说的内在悖论：虚无的痛苦和语言的快感并存，而如果语言就是我们的惟一家园，那么痛苦又何以成立？或者说，除了欢腾的笑闹，我们是否还有安静、严肃、直接地表达我们内心复杂性的语言？
似乎是没有，据说，“2003年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有人看到美国图书的书名‘感觉很好，要么一针见血，要么一目了然，或是耐人寻味，文化性商业化相宜’，而中国图书的书名是‘想到的想不到的千奇百怪骂爹骂娘热闹非常’”。（何树青，《中国图书业九大批判》，《新周刊》11月1日）――这即是书名的现状，这也是我们语言的现状。
所以，看看《手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吧，刘震云在这部长篇里回到我们中间，回到日常的言语行为中，他和我们一样说话，而且花马掉嘴、引人入胜，他盛大地展示了这个时代话是多么多、话是多么快、话是多么轻，我们有手机、座机、报纸、电视和网络，话语塞天塞地极大地丰富，以至于我们必须仓皇、迅速地说出来，来不及让它在心中停留。
通过“手机”这个时代的圣物，刘震云深入分析了我们喧闹经验中的浮躁、脆弱和虚无。手机将生命压缩成绝对的此时此刻，使语言成为飘浮的能指：那些话不再指向事物，因为所指的事物已不存在――我们的自我分解为互不相属、随机而动的碎片，如一地鸡毛。
但这其实与手机无关，这种精神症候在蒋韵所想象的1901年的黄河岸边就已经显现：不能沉默，因为我们无法以心去领会世界和自身，无从祷告，因为我们失去了凝神倾听和诉说所凭依的信念。所幸的是，在《手机》中，那个以说话为生的人还能收拾起他的母语中全部残存的力量，做出一个铁的判断：
“自己在世界上是个卑鄙的人。”
来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