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场论战所想的90年代诗歌　-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由一场论战所想的90年代诗歌　

来源：苏克发布时间 : 2003年11月25日 15:31 点击量：次

　　周作人曾说中国人虽然提倡中庸，其实却是最不中庸的，他们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彼此争斗。我更觉得中国人的观念始终就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这篇文章论述了知识分子诗歌和民间诗歌的特点，并分别指出其发展中产生的弊端，见解十分精辟。可以感觉出作者的观念是中庸调和的，不倾向于任一极端，这种观念很值得写诗的人学习借鉴。

　　90年代诗歌相对于80年代总体而言是处于一个下坡的状态，没有很好的延续和发展80年代朦胧诗的良好势头，反而在不停地变异，并且大体上走向两个极端（我不否认中庸者的存在，但是能被大众传媒接受的大多是这两种极端），一种是走向口水化，一种是走向晦涩化（这个晦涩可以理解为语句的晦涩，也可以理解为内容的晦涩）。
　　对于这两种情况，哈尔滨诗人桑克总结说为，诗歌是人民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前者的陷阱是媚俗，后者的陷阱是不公正。（但是桑克的诗是否做到和他说的一样，这个再谈）
　　90年代关于诗歌的论战有很多，最著名的是“盘峰争论”，我知道“盘峰争论”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估计除了圈内人，很少有人知道，我姑且认为这是一群诗人自娱自乐的演出。
　　“盘峰争论”是两派诗人的观点的冲突，一派是知识分子诗歌，代表是王家新，他们的诗歌“在沉痛的反省中，呼应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样的历史要求，并把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立场内化为它的基本品格”（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另一派是民间诗歌，代表是于坚，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于坚《穿越诗歌的汉语之光》）。
　　这两派诗歌不能全部概括90年代诗歌的全部，却引导了90年代诗歌争论的主流。

　　一、于坚的《穿越诗歌的汉语之光》及民间诗歌的庸俗化
　　不象于坚的自吹自擂的那样，说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意义只有胡适的白话诗运动可以媲美，“使由胡适等人开始的汉语新诗运动进入一个成熟和丰收的时代”“汉语新诗是在最近的20年才达到本世纪的辉煌”（于坚《穿》）。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无论是社会意义还是文学意义，第三代诗歌都不可能达到五四时那种高度。
　　按照于坚自己的说法“它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那我想问，诗歌本身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认为诗歌的作用无非在于，给人以美感（唐诗宋词），给人以想象空间（朦胧诗），告诉人一种哲理，传达一种自身的感受，抒发发泄自己的感情，还有最低级的，让人读的舒服。
　　但是有一点知道，诗歌只是一个载体，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回归诗歌本身只是文字的堆砌，民间诗歌做到了这点，所谓灵肉分离。
　　在《穿越诗歌的汉语之光》一文中，大量阐述了或者充斥了这样一个观点，民间诗歌是伟大的诗歌，它民族化，说知识分子诗歌是“丧失汉语诗歌的尊严”（谢有顺在《诗歌内部的真相》一文中，也批评知识分子诗歌向西方文化投降）；它是后娘养的孩子，“中国诗坛一直在故意抹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实绩”；它是好诗，纯正的诗歌，“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民间诗人是天才，“读者会发现，在浑然不觉之中，他们梦寐以求的杰出的诗人早已来到了他们中间”，而知识分子诗人是“毫无天才，毫无灵性，耍小聪明”……
　　我不想用一种人品道德来看这些极具攻击性的话语，这些话的确是很“民间的”；我也不想去一个个抠字眼，比如我可以问“好诗在民间”，这个民间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低层社会？民间诗刊？对于民间诗歌的地位，于坚老师也不要这么斤斤计较，自有后人评断。我要说的是于坚老师总是用一些波澜壮阔的语句来说，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民间诗歌的概念，只是说民间诗歌好好好，并且说知识分子的诗歌怎么怎么不好。
　　民间诗歌自己的优势，就是贴近人们的生活，从小入手，给人以一种奇妙的体验，比如韩东的《致翟永明》就是这方面不错的作品。民间诗歌的劣势就是它的优势，在贴近生活的同时容易低俗化，于是走向口水化和废话，在强调生活化的同时，忘记了诗歌的文学性，毕竟诗歌是一种文学（无论这个文学前面加怎么样的定语，它毕竟是文学，文学是很神圣的）。
　　诗歌应该是一种平淡的高雅。正如一个贵妇没落了家境，堕入市井，但不能混为市井，她可以去做本来不适合自己原本身份的事，但是不能连自己的气质也丢了。
　　口水化和废话最典型地莫过于于坚所称的“天才诗人”杨黎，以及“天才诗人”杨黎所称的一个有前途的诗人乌青，还有一个最近和韩东吵架的沈浩波（这人我不准备多说，自从读了他那首淋雨淋成淋病的诗之后，我就不想多说什么）
　　我们先读读杨黎的一首“牛X“诗，叫《打炮》，“在高高的红桃A之上/是另一张高高的红桃A。/在红桃A和红桃A之间，整个世界/正静静地守候着：公元1980年8月3日夜/下着毛毛细雨，有点风/我打响了我生命中的第一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龟头泛着微微的红光……”我不想再引用下去，我只想引用闻一多一句评价《蕙的风》的话来评价这个作品，“只诲淫而无诗，作诗是作诗，没有诗只有淫。”对于民间诗人而言，诗的作用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拘束于诗歌的历史和作用，再看这样一首《我为我的抒情而不好意思》，“比一只鸟儿飞得更高的是另一只鸟儿/比一次失眠更难受的是又一次失眠/比一种伤感更伤感的是两种伤感/比一个女人更好的/是六个女人/她们包括/一个弹琴/一个画画/一个唱歌/一个什么也不干/她坐在我的身边/陪我喝点酒/还有两个在远处/是我思念的人/当我穿过蓟门饭店旁边的小街/竖和阿美/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这诗先前不错，可后来又他的老路子，“竖和阿美/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竖和杨黎是一个圈子的人，他们的诗歌只能用于这个圈子的娱乐而已，旁人无法参与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内容还是可读性都降了一个档次，简单一个例子，可能有人知道杨黎，可是竖和阿美呢？蕴涵着什么？什么都没有……诗歌不可否认在发展中要有先锋性，这是由诗歌的意义决定的，但是凡事都有度，我觉得这个度在民间诗歌的发展路途中已经被打破，精髓没有了，只剩下全民诗人，所谓原创性。乌青为这些人所推崇，我记得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在马铃薯兄弟编的一本网络诗集上自我介绍，这样说：“自从我认识XXXXXX之后，我发现我可以成为一个诗人”，我不知道是乌青本身的天赋得到了挖掘，还是突然发现诗就是那么回事！（网络诗歌是民间诗歌变态发展的一个分支）。
　　我不客气的说，连上厕所在某些诗人的笔下都能成为一首诗，口水化和废话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件廉价的诗歌模式，谁都可以成诗人。于坚在推崇汉语诗同时，举例杜甫和曹雪芹，请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谁写的吗？没有一种学习，没有一种底蕴，仅仅靠“诗歌本身”写好诗吗？
　　在某种“先锋”的幌子下民间诗人在做些什么？先锋有什么意义？纯粹文字的堆积就是文字的垃圾。连写作的意义和对象都不明确，只靠下半身，靠人海战术，靠一个小圈子里的喧哗，民间诗歌的堕落一目了然。试问，你们知道你们肩上扛着“先锋”的目的吗？简单的反对学院派诗歌，反对知识分子诗歌，你们为什么反对？不要在民族主义振兴汉语诗歌的幌子下做些自以为是的东西。（我去过一些民间诗歌的网站，读者要么庸俗不堪，要么喜欢盲从，模仿，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发言，这很悲哀！）
　　我不否认民间诗人是有天才的，正如民间诗歌也有有深度，不拘泥于“诗歌本身”的诗，这些诗才是民间诗歌的好的发展方向。

　　二、知识分子诗人自己著起了神台
　　而关于知识分子诗歌，我想先从引用罗兰?巴尔特的一句话（知识分子诗人喜欢引用西方，我也投其所好吧！），“写作是一种功能，它是创造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它是被它的社会目的改造成的文学语言，它是紧紧依赖于人类意想并且与历史上重大转折密不可分的形式。”
　　于坚所认为的“诗歌本身的目的”脱离了社会，而知识分子诗歌很好地与社会结合，“当代写作必然是一种互文性的写作。诗歌肯定与生活有关联，但它决不像人们一直宣扬的那样直接地来自生活”（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地少数人”》），他意识到直接来源于生活将把诗歌走向庸俗化，但是他强调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同时，又抬高了诗歌与现实的联系，上升到一个可能很高的高度，这样，诗歌走向了晦涩化。
　　关于一个诗人的写作态度而言，他不应该总以俯视的姿势去看，去指出些什么，而是应该仰视，去寻找些什么，这就是知识分子诗人真正的责任。
　　知识分子诗歌努力把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体现与诗句中，如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能按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是一句作为80年代过来人的时代的感伤。但是大家之所以能被之引起共鸣的首要条件是要看的懂，先看懂才能进一步思考，如果晦涩起来，则效果大大折扣。
　　诗歌之所以晦涩，是诗人过于追求写诗的技巧，“看重诗歌的技艺，并把技艺的成熟与经验的成熟作为检验一个诗人是否正在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从而放弃了对诗歌原始写作意义的思考，诗歌是给人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我不否认知识分子的诗歌有很高的深度，但是我不能理解，既然一首好诗可以用那么“奇怪”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不能用“正常”的语言呢？能驾驭晦涩文字却不能驾驭平实的文字？难道二者的叙述效果有很大的差距。一个人语言功底并不是靠晦涩体现的。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首晦涩的诗歌能被千古传唱。
　　“优秀的诗人不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扑朔迷离，然而毫无收益的诗歌语言形式，他更应该最大限度为我们提供这个时代所不能想象的语言现实中的可能性――他应该让我们不时“惊讶”，然后深深和持久的“震惊”。（程光炜《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
　　于坚在《穿》一文中攻击道“诗人写作是谦卑而中庸的，它拒绝那种目空一切的狂妄，那种盛行于我们时代的坚硬的造反者，救世主，解放者的姿态”。知识分子诗人往往犯一个错误，过于抬高自己的立场，他把一个很高的题材继续提高，高不可攀，甚至失去了阅读的价值，他不能把这个题材从一个低起点说起，一味的高，是卖弄自己的思想高深？是显示自己的觉悟高？
　　从一个小处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王家新和于坚的论文的区别很有趣，王家新时不时引用谁谁谁一个西方大哲的话，语言很是“专业”，而于坚全文平实可读，没有什么很花哨的词语，能让人看的很轻松（但论文不同于诗歌）。
　　知识分子诗人把往往具有较高的学历，但是这些知识并不是用来筑神台的，作为一个知识上的领先者，有着历史责任感，不可厚非，但是诗不是学术论文，没有灵性的诗将被历史遗忘。

　　三、诗歌的读者群
　　臧棣有一次在北大论坛聊天室开“见面会”，我问他诗歌是不是少数人的游戏，他说是的，那一刹那我在思考我自己是不是那少数人里的一员。
　　可能写诗的是少数人，但读者呢？也是少数人。
　　文学作品不是用来自娱自乐的，它有社会价值，没有社会价值，文学作品意义何在？
　　诗到底是给谁读的？大多数人，所谓民间；少数人，所谓知识分子？诗人必须找到自己的读者群，一味的孤芳自赏，那么作者群将兼职读者群，这是一件多么幽默的事啊！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说诗人穷困潦倒？为什么说诗人没前途？一方面是诗人太多，鱼龙混杂，得不到社会准确的承认；一方面则是失去了读者。（读者的失去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是人思想的转变，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蹩脚的诗，读者往往采取两种态度，要么拒绝读（蹩脚的诗太多了，所以损害了中国诗歌的整体形象）；一方面觉得诗歌不过如此，我也来写（所以诗人越来越多，不管有没有两把刷子都来混混，网络诗歌的红火则来源于此）。
　　作者与读者之间确切的是建立了一种互不信任的关系，作者不再以读者的审美观来评判自己的作品，仅仅依靠自己一个小圈子的舆论；读者不再认为诗歌是个神圣的东西，从而使其地位下降，我可以冒天下这不大韪地说，90年代诗歌良莠不齐，将直接妨碍今后10年的诗歌发展。
　　诗人必须创作出伟大而又平实的作品，少一点浮躁，能和读者融为一体（不是兼职），这样才能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把新诗真正的发扬。

　　四、90年代的诗歌我的评价
　　90年代的诗歌是个艰难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诗的语言“被复写的公众的叙说方式所磨平”，不可否认，在经历了诗歌的大风大雨之后，人们的审美观在提高，诗歌的视野在不断的开拓和突破，正如胡适的《尝试集》如今看起来是那么的幼稚，但是90年代诗歌自己的出路究竟有没有找对？
　　90年代的诗歌的发展无非这几点：一，经历了某种变迁之后，一种思想的震动，知识分子产生一种沉痛的历史责任感，这个主要反映在知识分子诗歌当中，；二，市场经济发展，人民更多倾向于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不是非常重视，将文化更多作为一种休闲消费，纯粹是一种视觉享受，或者仅仅停留在有的看，连享受都不在乎，更不用说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在精神匮乏的同时，其诗歌也必然走向庸俗化。早期民间诗歌还带有浓厚的后朦胧诗风格，后来终于随经济大流而漂泊，20世纪末期兴起的网络诗歌更是快餐文化的真实写照；三，传统诗歌的审美观集体下降，我记得《花城》有一期登了一首《鸡为什么过马路》的诗，极具无厘头风格，与正统文学不一致。所以在作者，读者，传媒的三方努力下，90年代诗歌在纵向扩大，而对于一种横向的思考却很少，完全是一种浮夸，歌舞升平。
　　对于这种现象，90年代诗歌究竟是在走一种不正常的出路，还是在一个特定的过渡时期的特定形式？
　　我不想做坏的猜测。希望如此，正如文革之后，诗歌焕发的那个春天。

来自：红袖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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