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句话我一直憋着没敢说，怕人认为又是李某人的极端思想。

可这句话又像真理一样似乎越来越绝对，那就是在现而今的中国内地，写小说的人与这四位行尊生活在同一时代不仅是一种错误，也许更是一个悲剧了。

　　王朔、池莉、贾平凹 余华。

　　至少我在写小说时就这么想，就这么悲哀。

　　我的依据实际特俗：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两个标尺至少也代表主流文化对所有精神文明产品的较公允的界定。

　　前者无法量化，故而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加套话的开场白。我还不得不这般开场。我暂不知那些文学史家是如何评价这四位的，就在下目光所及，这四位正好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更准确点说，代表了“文革”后（按某套路说法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四种表现形式。

　　基本已有一定论，王朔是继老舍后将北京方言用进小说最成功的人物。他的“痞子”论已深刻影响中国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和当年郭沫若喜欢做翻案文章一样，他系统地对中国当代世俗文化、思维传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否定。他以贬低自己来向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物进行反射。尽管他玩顺后过于自负，甚至放出话来说自己“一不留神”就弄出一部《飘》或《红楼梦》什么的。

　　事实也证明，他和曹禺、巴金们一样，成名了也就到了顶峰，再往前走顶多也是山顶平地，高不到哪儿去了。不是么，他特别留神也不过是《看上去很美》，实际如何，他心里最清楚。即便如此，王朔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山头了。

　　20年前，当笔者像当年饱读浩然一样看王安亿时，池莉就对我的观点不表认同。那时我只当是一位文学女青年眼高手低的言论。结果不出几年，池莉横空出世，王安忆尽管在数量上仍算高产，实际是开始其漫长的下坡路了。王安忆放弃了她一贯清新的风格，为了使自己转型以求提高，她也加入女作家的性启蒙队伍，大写性爱（注意：不是情爱）小说，弃己之长，又学人之短，连以前的可读性也失去了。后来又去刻意模仿张爱玲，小说越写越长，真正小脚女人的裹脚布一条了。池莉则不同，真正走进社会底层，走进城市小市民阶层，她笔下的人物鲜活可信，情节取之日常生活，可读性极佳，不仅在圈子里拥有大批读者，甚至在小商贩的言情读物里，也能看到池莉的书。真正的文艺为了工农大众服务，我不知道池莉学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体会如何，但我认为她是化而为行动，找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精髓。她对新写实主义（可能她本人对这个概念并不感兴趣）这个流派的兴起是起了开山之作用的。而且池莉的文章是渐进的，一篇比一篇好，我很难知道她的顶峰在哪里。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不像某些作家那样唯长是好，注意发挥自己的长项，大写中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都是中篇，只是应出版社要求迎合市场才技长一些。

　　四人中最不浮躁的人，我看是秦地的贫下中农贾平凹同志，尽管近来也跟上形势闹点诽闻什么的，总的来说他屁股还坐得住。他的小说沉静而抒情，不仅有浓郁的土“腥味”，还有那么点古旧味，那时常出现的半文半白、或曰由贾氏改造了的中国叙事语言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传统继承得最好的一个，他的新话本主义充分展示了他的语言功底，说他的文字是美文，那是一点不过分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也是中国撰写农民生活最到位的作家之一。他对中国农村的体验，绝非那些知青作家扎根一下那么浮光掠影，他脸上典型老农式的愁苦是与生俱来的。这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问题：他对女性的玩味远比那些见识过多少多少城市靓女的男作家要高明、细致。见多了也就过眼烟云。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他对中国的小说的临习可能是自张恨水之后最敏感的了，他的《废都》完全可看作他是对《金瓶梅》进行了一次背诵练习，做了一个相当成功的当代版本。

　　再来看余华，一部《活着》足以使其不朽。他活着，同行的生存就有了问题。好在他不求高产。四位作家中，只有他最无地方性。王朔是京派、池莉是汉派、贾平凹是秦派。余华很少在其小说中表现地域色彩，只能是统称的江南风景。我以为他和钱钟书一样，可说是一本书主义的成功典型。钱是《围城》，他是《活着》。我认为这两人除了这两本书外，其余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人其余文章都不好。余华是当代中国写人物命运写得最深刻的作家。如果说当代读者中不幸还有一点眼泪的话，那可能就是从《活着》里面读出来的。我想不起来这20年我为什么小说动情过，七十年代中，我大概为一本《大刀记》的小说流过一点眼泪，感动的情节好像是主人公要饭之类，现在看来当然属童尿一样了。我想，《活着》应该也是余华的顶峰了吧？这话可不是为了让以后的余华泄气，他应当十分高兴才是。

　　依照本人对中外文学史的考证，35岁之前写不出成功之作的人可能这辈子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其实，大师的主要作品往往都是在30岁之前就写出来了，30岁之后，尤其是40岁之后，理性的东西太多，感知力下降，不够敏感，找不到感动自己的内容，也就无法表达出来，哪怕此后文字更为圆满也无济于事了。这也是很多作家，包括大师们，最后只能写写应景散文的原因之一。大师如曹禹者，晚年那么想写点轰动的东西，时常为此恶梦连连，可是到了也没整成。

　　这四人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可读性和耐读性。这两性是衡量一部传世作品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是缺一不可。需要再加申明的是，可读不等于耐读。琼瑶等人的套路小说对很多人来说是可读的，但却不能再读，一篇一篇，兄弟姊妹，一娘所生带来的恶熟感十分明显。

　　王朔、池莉、贾平凹、余华的小说却是在不断变化叙事背景、程式语言中保持自己与生俱来的个性。他们的书若干年后重读，明显清新可读。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段里，他们固定了一大批汉语阅读者的读书习惯。

　　正因如此，他们的书成了当然的畅销书，成了商业化社会中一个确保票房的品牌。他们的主打作品随便出来，就能卖几十万册，像王朔的新书，仅用一个封皮，就能拿到20万册的订数。在今天，市场是决定一个作家命运的重要手段。一个没有市场的作家，再请多少朋友，再掏多少钱找评论家吹捧，都是无聊而可笑的。在评论家也要找饭吃的文化圈里，许多作品讨论会都具有深刻的喜剧色彩，小丑们一个个拿腔作调喧哗登场，像杂耍演员一样戏弄着一叠叠高帽子。只要给钱，他们就敢演，哪怕观众仅仅是他们自己。

　　从市场上来看，四位作家也是极其成功的范例。拿池莉来说，一本薄薄的《来来往往》，两年就卖了26万册。同样是出文集，甚至同样是在同一个出版社出文集，其他女作家的印一万套还压库折价，可池莉文集却一印再印，供不应求，数倍于同行。

　　在一些保守党遗老遗少的抱怨中，年轻人的文集还是大行其道了，而这四人的成功也为同辈挣足了面子。试问，现在那些业已作古的大师中，有谁的文集数量能与池莉、王朔、贾平凹相比呢？郭沫若？茅盾？曹禺？郁达夫？冰心？即使健在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又如何？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时代的读者造就一个时代的作家。当年的浩然、张扬也曾拥有几百万读者。但在今日之多元化时代里，阅读作为众多休闲项目的一种状态，已不再占主流地位。在这种时代去拥有上百万的读者，才是真正的得道，才无愧于一个作家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