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一：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
《当代》第5期上，编者议论道：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助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
这些年，不断有人预言小说的衰亡或诗的衰亡，好像“公开宣扬的谋杀案”即将发生，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奇观般的精神废墟：在全世界率先消灭小说、消灭诗。然而，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所以，我赞同编者的议论，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一样。
正所谓作法不自毙，《当代》在发议论的同时推出了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苍老疲惫的人，他们曾满怀理想，曾经热血沸腾，他们穿越边界，加入“金三角”游击队，战斗、奉献、牺牲，他们以为自己正创造历史，正解放人类，但最终，他们被历史遗忘。
正如编者所说，这部作品的问题是“‘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这隐然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所以，每当邓贤在《中国知青终结》中神采飞扬地“文学”时，我就忍不住想劝劝该老兄：不要自我放纵。这种“放纵”是对事实和人物的侵害―――邓贤一定会喊冤，他是多么热爱那些人和事啊！但当一个写作者无所顾忌地代替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人们说出“他怎么想”、“他怎么感受”时，他对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是粗暴的；当他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到处抒情、到处议论、到处进行诗化描写时，他对作品表达的那个世界也是粗暴的，好像仅仅因为他是作者而且“文学”，他掌握着说话的权力，他就可以随意逾越他和事物之间的天然边界。
这个边界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简单，大家都应遵守，而报告文学却致力于享有超越伦理的叙事特权。曾经有一度，报告文学最常用的标题是“大某某”，在这类标题背后我们倒是看见了那个骄横浮躁自以为“大”的作者。
所以，《中国知青终结》如果不是写成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是继承中外叙事史的传统，如果邓贤专注于认识、理解而不那么放纵地自我表现，如果他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难度和限度而不强求小说式的完整，如果他为自己确立严谨的叙事伦理并在此范围内精确施用他的文学才能，那么，它本来会成为一部具有真正价值的作品，它将忠直地保存濒临遗忘的记忆，使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经验中某些偏僻的成分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有一个突出强调伦理界限的名称：“非虚构作品”。
现象二：为什么急于“命名”？为什么急于进入“文学史”？
读小说《龙凤呈祥》（《收获》第5期），李洱在这个中篇里以其特有的狡黠语调讲述乡村选举的故事，那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政治，同样涉及阴谋、背叛，但你会觉得画面里缺乏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焦点，那就是权力。在《龙凤呈祥》中，权力当然在，但李洱的目光却悄然转向政治生活中的幻觉：人如何制造幻觉，人如何被幻觉所击败。而熊正良和陈希我在第10期《人民文学》上不约而同地以“我们”为题：《我们卑微的灵魂》和《我们的骨》，前者隐忍而悲愤地彰显“底层”的精神尊严，后者则严厉、偏执地向沉溺于消费欣快中的“我们”追问生活、生命、生存的意义。
李、熊、陈，这些人站在中国小说的前沿，对他们来说，小说是艰难的认识和在认识基础上的想象，是领悟和表达“我们”的经验，是向世界提出尖锐迫切的疑难……
所以，诗人刘春的文章《文学史情节中的诗坛命名》（《北京文学》第10期）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如果命名（扎堆）成功是否可以进入文学史”是当今诗坛的热门话题，原来诗坛上除了“70后”、“下半身”还有了“中间代”、“80后”，而“对‘命名’问题的争论，已经成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几年里诗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这真是世上千年，山中一日，我刚才还想说我们的“文学史”焦虑已经不太严重，我们开始严肃地应对文学在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考验，哪知那幽灵仍在诗坛徘徊。
文坛上有人之所以急于命名，之所以急于进入“文学史”，背后有一套沦肌浃髓地支配着现代汉语文学的逻辑：社会在发展，文学要进步，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创新，之二是年轻；创新几乎就等于“创世”，一切推倒，从头再来，而“年轻”无疑最具创世的合法性：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我们的，为了使创世行动看上去货真价实，我们必须坚决强调我们和前辈划清界限，我们看到了他们从未看到也不能理解的景象，于是，我们需要“命名”，“文学史”需要改写――这是一种贯彻着“暴力崇拜”和“青春崇拜”的逻辑，它伴随着现代汉语文学度过了将近百年狂飙突进的青春期。
但问题是，青春期是否已经过去或即将过去？中国的小说和中国的诗歌是否永远在恋爱和偷情阶段而永远不肯娶老婆生孩子？当一代新人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时，他们是不是一定得采取否定性姿态，在蓄意制造的荒凉中确立自己？罗马人把他们制造的荒凉称为“和平”，我们是不是习惯于把荒凉称为“创新”？
什么是“创新”？古人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当周邦彦写下“吴盐胜雪”的词句时，这句子响应着李白的“吴盐如花皎似雪”（大致如此吧，记不清了），他把一种已被表达的经验表达得更简明、更准确，他认为这就是“创新”。但这在我们看来是多么腐朽啊，我们一定要说出前人未曾说出的话，因此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拥有前人未曾有过的经验。
那么这种由年龄、由时代赠予一代一代中国写作者的“特殊”经验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知青一代，那么就是“文革”、“下乡”、受苦受委屈或者飞黄腾达，如果你是“80后”，那大概是网络、汽车、短信、周杰伦吧？
但问题是，当我们反复强调自身经验的特殊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沉溺于表象？是不是把画地为牢当作集体的文学理想？我们能够理解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或者艾略特，我们何以断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前辈或晚辈不能理解我们？文学如果没有穿越经验差异或经验阻隔的信念和力量那还要文学干什么？
问题还有很多，为免罗嗦不再铺排。总之，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先行者与后进者之间的“冷战思维”应该休矣，至少应该休息，给文学史一个假期吧，让我们在这个假期里且慢“命名”，写好的小说和好的诗歌―――当然，“好的”未必是“年轻”的，我们已经足够年轻，但我们还远不够好。
来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