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将要探讨王小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这就意味着先得弄清：一向反对激进道德主义的作家王小波，实践的是何种"道德"？
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里两个有趣的怪人：一个是"树上的男爵"柯希莫，一个是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柯希莫在12岁时厌倦了地上的生活而跑到了树上，在树上学习阅读，长大成人，急公好义地参与各种人间事务，可就是一会儿也不要过地上的生活，最后攀上热气球坠海而死。他的墓碑上写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个老百姓听见他名字就打颤的强盗，和柯希莫结识后，就整日躲在山洞里心不旁鹜地看小说，他以前的同伙却打着他的旗号到处害人。贾恩对喜欢的小说抱有致命的好奇心，这天他从前的两个部下找上门来，抢下他手里的书，威胁他必须去抢税务官家里的税款，否则他们就一页页烧掉他正在看的理查森的《克拉丽莎》。贾恩现在不怕没命，就怕不能知道《克拉丽莎》的结局，只好去了。其时他已变成一个不会作恶的多愁善感之辈，到税务官家里比划了一番，便束手被擒。贾恩不在乎怎么判决他--他知道等着他的是绞刑，而一心想的是由于不能读书，这些日子将在牢里空过了--那部小说只读了一半。好在柯希莫替他解决了难题，天天站在监狱外面的树上念给他听。在行刑的那一天，还差菲尔丁一部小说的结尾没有读完。当绞索套上贾恩的脖子时，柯希莫出现在他面前的树上。
"'告诉我他的下场。'犯人说。
'把这样的结局告诉你，我很难过，贾恩。'柯希莫回答，'乔纳丹最后被吊死了。'
'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他自己踢开梯子，被勒紧了。"
在我看来，王小波就是那位"树上的男爵"柯希莫，对"大地上的事情"一清二楚，热心参与，但他一刻也未离开"树上"--那是他毕生的立场，让自己超越在人类的陈规所构成的思维边界--"地面"--之上。柯希莫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他就在那棵树上演讲，总是会产生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这是一段有趣的描述，使我想起王小波生前，在我和他几次有限的会面里，也弥漫过这种不法分子暗自接头的诡秘而"异端的气氛"。这种气氛源于对不能以"合法"面目出现的某种美好事物的相同爱好，--爱好者对这种事物既抱有顽固的信念，又对它目前难以改变的压抑处境（包括自己）感到可笑，"诡秘而异端的气氛"即由此而来。这种美好的事物，用卡尔维诺的话说叫做"天空"，用王小波的话说，叫做"智慧"。柯希莫临死之前也要攀上热气球飞上天空，这种姿态和毕生追求智慧的王小波相比，有最大的神似之处。
至于强盗贾恩，我认为许多自觉的"王小波追随者"（借用《南方周末》今年4月11日提出的一个概念）和他有最大的神似之处。而归根到底，这也是和王小波的神似之处: 在遇见柯希莫之前，贾恩孜孜于夺取世俗的财富；遇见柯希莫之后，贾恩沉迷于虚幻的精神世界，将一切俗念置之度外；即使死神降临，也不能扑灭他对这"精神世界"的好奇心。我这么说便陷入了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到底王小波像柯希莫，还是像贾恩？到底我们像贾恩，还是像王小波？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谁像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卡尔维诺揭示了人性之中这一不朽的天真--一个人一旦纵身跃入"智慧"的天空，他就会最大限度地超越自我，超越功利，超越一切人为设置的价值樊篱，而将自我全部投入于不可遏止的认知与创造冲动之中。这就是贾恩临终前"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的动人之处。这也是柯希莫、贾恩、王小波和"王小波追随者"的最大神似之处。人类一旦专注于纯粹的认知和创造，他就会超越一切思维的边界，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做出更加自由和美好的事情。王小波以他卓异的写作，在中国实现和提醒了人之存在的这一可能，同时，他也一直用他素朴、睿智而节制的声音，试图把这种超越精神从倾听他的人们心中唤醒。在以实用功利主义和泛道德主义为主流价值观的中国，建立和实践与之完全相反的超越实用功利和道德判断的"认知与创造"价值观，是王小波终其一生的道德践履。
在王小波这里，"智慧"首先意味着"认知"，也就是了解世界的本真。既了解自然世界的本真--它属于自然科学的领域，又了解人类社会的本真--它属于人文的领域。只有不断认知本真，才能不断超越陈规和成见所构建的各种思维边界，我以为这是他所有文本的潜台词。他坚持这样一个常识：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领域，探求本真的认知活动都必须"价值中立"。即便是为了捍卫"民族自尊心"，也不能背离这一原则，把本民族的文化缺陷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说成某种"文化特异性"， 嗜痂成癖，进而加以美化（见《"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洋鬼子与辜鸿铭》、《智慧与国学》等）。作为小说家，"价值中立，追求本真"的认知原则远非王小波的文学实践，却是他的文学伦理，这一文学伦理叫做"见证"--见证历史的真实境况，确切地说，见证"精神历史"的真实境况。"如果这样去写似水流年，倒不患没的写，只怕写不过来。这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笔，或者很多支笔。我上哪儿找这么支笔？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就算找到了很多同伴，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自己是个好样的。但要作这个决定，我还需要一点时间。"（《似水流年》）
王小波以想像力、夸张、荒诞、狂欢、诗意与黑色幽默，而非以忠实于"生活原貌"的记录修辞法，来实现"见证"的伦理。这是他的超越"德性思维"的意图在文学中的现实化。在小说里，他着眼于"个人"在错乱的环境中理性蒙受的损伤、创造力遭受的毁灭、以及健康自然的生命状态受到的扭曲，他揭示出这种损伤、毁灭和扭曲所导致的逻辑上的荒谬和理性上的可笑，并以此给予支撑中国几千年（而不只是那个浩劫年代）的反智主义思维以重重一击。而道德的沦落和情感的哀伤，作为理性错乱的结果，只是他举重若轻的小说的微弱余音，但它在敏感心灵中激起的巨大波澜，却远非抒情感伤的文学所能达到。
这种"见证的文学"里有许多精致变幻的文学技巧，其最惊人和独特的一种便是归谬法，即从一个假定其为真的前提出发，经过周密合理的逻辑推论，最后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由这结论的离奇，使人意识到前提的荒谬与错误；由前提的荒谬与错误，一整套煞有介事的价值体系便得以土崩瓦解，从而在客观上收到"黑色幽默"的效果。将逻辑科学的基本手法如此应用在文学的领域，这是王小波在文学上的创举。
举例来说，他的中篇小说《似水流年》写到了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想要报效祖国的李博士："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一种只有人在"做噩梦"或者"屎壳郎转世"时才能成立的现实，该是多么的荒谬呢？
王小波后来的小说离开了文革题材，转向了"唐人故事"和"未来世界"，表明他已放弃以书写"现实生活场景"来认知和见证历史的意图。有论者据此认为他"从此回避《黄金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转向对小趣味的关注"，"要戏谑，要游戏，要操作"（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我以为这种评价是不准确的。题材虽换，主题未改，而想像力的天空则得以极大的拓展，作为厌倦重复、真正对叙事的"无限可能"抱有雄心的小说家，这一点无疑对王小波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想像力对王小波而言，是一个天马行空的领域，但是正如形式主义文论家巴赫金所指出：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性杂语"，是"社会性对话的参与者"，"是对话的继续，是一席对语"，而不是一个从庞杂的社会现实中分离出去的封闭审美空间。如果的确存在一些作为"封闭的审美空间"的小说，那也是"社会性对话"的另一种方式，即"不与对话"。后新时期以来的"先锋小说"、"私人化写作"就是这种"不与对话"的文学。探讨这种文学"不与对话"的成因、机制和后果，会是一件有趣的事。由最初的"不与合作的缄默"发展为后来的"安全的市场准入"，直至成为一种新的天经地义的"文学本体论"，"不与对话的文学"的功能和身份已经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可以解释的是，正是这种文学的"不与对话性"，或者说"不及物性"，构成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主流特征，所以王小波的"对话性"的"先锋文学"，一直在现有的文学格局里无法安置--因为一种内容如此"清晰"（而不是流行的混沌和晦涩）、空间如此广大（而不是流行的驰骋于原子化的私人领域）、手法又如此前卫（甚至比许多前卫的小说还前卫）的文学，实在让习惯了既有的内向的"腹语"的文学体式的批评家们陷入失语。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王小波的想像力虽然天马行空，但它一直受到他的"见证"和"对话"意识的支配。这种"见证"和"对话"，与其说是出于道德的冲动（索尔仁尼琴式的），不如说是出于"认知的冲动"，出于对智慧的追寻，出于对"成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祈愿。智慧和创造，是王小波的终极价值，但他强调，要获得这两种东西，就必须突破一切思维的禁区，必须直面一切真实的境遇，必须超越所有的价值边界。在长篇小说《寻找无双》序言中，他明确地说："在我看来，一种推理，一种关于事实的陈述，假如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错误，或是相反的证据，就是对的。无论人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无论善良还是邪恶，都不能使它有所改变。惟其如此，才能得到思维的快乐。而思维的快乐则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代建元年间，王仙客到长安寻找表妹无双，想要娶她为妻。第一次找进来时，坊里的人们都表示既不认识他，也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无双。至于他说的那座空院子，他们说那是一座废尼庵。王仙客毫不放弃，查明那个院子根本不是废尼庵，坊间人又改口说那是一座空道观，以前住着一个淫荡的女道士鱼玄机，后因其打死自己的使女而投案自首，结果被处死。"寻找无双"的主线这时被鱼玄机的故事岔开，王仙客自身的角色也开始分裂，他在人们的舆论中变成了鱼玄机的老相好，同时他自己也在想像中扮演着对鱼玄机施淫施虐的牢头角色。他迷失于这种幻觉中，分不清自己是谁，也拿不准无双是否存在。后来，无双的使女彩萍的出现唤醒了他的记忆，他和彩萍住进那座空院子，真实的记忆才渐渐苏醒--他的确有一个表妹无双，且她就住过这里，她去哪儿了？王仙客和彩萍在坊间大耍"流氓行径"，才逼得道貌岸然的老板们告诉他事实真相：原来某一年无双一家被皇帝指为附逆的罪人，男的被杀，女的被卖，无双被带进掖庭宫了。知道了无双的去向，王仙客便重又踏上寻找的旅途，虽然他很难找到。整部小说叙事繁复，线索错综，人物夸张多变，风格谐谑多姿，但却直指有关记忆与遗忘、见证与遮蔽、智慧与蒙昧、反抗与合谋、真与伪等多重复合的严肃主题。这个状似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逼人装傻、不傻不足以生存的荒诞情境里，""失踪的无双是一个事实，涉及到已知与未知，寻求无双的过程是由已知推及未知。这一认知能力，是我们所说的智慧。可是智慧如何能生长呢？所有的知情人都不说实话"，而只维护着一种"瞒"和"骗"的生活。（艾晓明：《寻找智慧》）
但是，只要王仙客坚持这种对智慧的寻求，他就会无限地接近真相，他就会因为接近真相而自觉地成为权力愚弄的反抗者。他的出发点既不是寻求一种政治，也不是寻求一种道德，而是寻求无穷无尽的智慧、自由、爱与美。雅斯贝尔斯这样概括苏格拉底:"这里我们发现一条规则，它不是什么狂热，而是对摆脱伦理教条的最大渴望。这条规则是:坚持你的心灵对一种绝对的开放。"王小波笔下的主人公"作为他的第二自我"（李大卫语），也是如此。他们永远是僵化秩序的捣蛋鬼（看看那一个又一个王二吧），他们永远是内心炽热的创造狂（看看发明开平方根机、证费尔马定理的李卫公，看看为迎娶红线打造囚车的薛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戴着两张脸：一张是玩世不恭、歪歪扭扭的"坏种"的脸，他坏给皇帝、警察、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看；一张是爱意澎湃、智慧勃发的至善的脸，他"善"给红拂、红线、陈清扬和白衣女人看--不，不只是给她们看，他把自己完全地献给她们，她们这些智慧、有趣、性与美的化身，他的心灵所永远为之开放的"绝对"。
这真是中国文学里从未存在过的主人公，正如王小波是中国文化里从未存在过的作家一样。在这块难以超越的土地上，王小波偏偏超越在传统的边界之上，彻底摧毁了"智慧"在"道德"面前与生俱来的原罪感，这是他作为杰出作家无比卓异的道德实践。关爱大地的柯希莫男爵升上了天空，热爱智慧的王小波则为年轻的后来者永远开启了智慧和有趣之门。即便他已离去，这扇大门也永不会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