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蒋廷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
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他有过不同的评论。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希望借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胡适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泽东“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1954年秋，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毛泽东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介石，而如果胡适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二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
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
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
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
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鲁迅与章士钊》等文中有介绍，此不赘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
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
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五四落潮以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开始有了小裂痕。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与陈西滢同是“现代评论派”的，以胡适的思想倾向来说，当然是更亲近陈西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介入这一争论，更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公开的指责，反而于同年5月自天津写了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的信，居中调解，他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最后还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适是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而不是支持陈西滢继续攻击鲁迅，胡适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
三
鲁迅与胡适分歧的第一次具体表现，是对《新青年》“双簧信”的不同看法。我在《鲁迅与钱玄同》一文中已有介绍，当时，《新青年》同人“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刘半农语），他们从斗争策略着眼，导演了一出“双簧戏”，激怒了封建卫道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封建主义守旧派短兵相接的斗争由是展开。胡适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对“双簧信”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但很不以为然，视之为“轻薄”之举，并以为“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并不值得辩论。但鲁迅的态度则相反，鲁迅认为此举无可非议，因为“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参见《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不过，他们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也没有发生冲突，属于各说各的。其实，这也只是斗争方法问题的争论，并不影响他们在反对封建文化方面的一致性。
1920年前后，鲁迅与胡适在关于《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同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从1920年春天开始，陈独秀有把《新青年》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之意，因而在同年4月26日自上海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13位主要撰稿人，其间问到“编辑人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继续）担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的主要撰稿人如何回答，不得而知。不过，最后采用了第三方案，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改刊后、编辑方针即有相应改变，更多地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起先，胡适对此也不怎么在意，还继续为《新青年》写一些诗文。到同年12月中旬，情况有了变化。由于上海国民党当局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而此时陈独秀又将赴广州，于是即致函在京的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通报说：“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月16日，陈独秀离沪赴粤的那一天，又专门致函胡适等人，谓：“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版）胡适收到此信后，于本月27日夜回信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即：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
信末，胡适又特别注明：“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据胡适说，陈独秀收阅此信后“颇多误解”，于是胡适在次年的1月22日又给在京的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写信，信中解释说：他原先对《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基本意见是主张移回北京，声明不谈政治，或另办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因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但为了避免陈独秀的误解，现在只“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对于胡适这一最后的意见，李大钊等人赞同，鲁迅和周作人认为，可以让《新青年》分裂为京、沪两家，甚至不必争《新青年》的“名目”或“金门招牌”。（参见胡适1921年1月22日致李大钊等人的信的后面有关收信人的批语，收入《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鲁迅1921年1月3日致函胡适又进一步表示：在《新青年》移回北京后，“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对于这一段往事，有论者臆造了鲁迅和胡适的所谓“冲突”，说胡适“蓄谋已久”，“挑起争论”，“妄图使《新青年》编辑部远离当时中国共产党筹建活动的中心地――上海。他以为，一旦迁到北京，他就可以纠集党羽，为所欲为，篡改《新青年》的方向，控制《新青年》杂志”，“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右翼跳出来分裂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争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领导权”云云。可是，以上史料表明，这场讨论是陈独秀挑起的，而不是胡适；对于《新青年》八卷一号“色彩过于鲜明”的看法，并主张“稍改变内容”，也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的，胡适、李大钊和鲁迅均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感，胡适建议把《新青年》移回北京办，也为李大钊、鲁迅等人所同意，并不是胡适要搞分裂。他们都赞成“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他们的小分歧仅仅在于：如果《新青年》杂志移回北京或另办一个类似的杂志，有无必要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应该说，这绝构不成所谓的“冲突”。
这里，我想发一些感想的是，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往往不是从史料出发，从事实出发，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他们往往从先入为主的观念出发，从政治的偏见出发，随意下结论。他们下结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虚构法，把不存在的冲突，加油添醋地虚构成了冲突；一种是归类法，张冠李戴，只要把这个人定为对立面，那么，一切坏的东西都往他头上扣，反之，也成立。以上事实，都是证明。
当然，《新青年》时期，鲁迅对胡适的认识也有模糊不清的感觉，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到底有没有武器呢？有什么武器呢？心存疑虑。在鲁迅的眼里，胡适的透明度是不高的，虽然“佩服”，却亲近不起来了。
四
鲁迅和胡适之间，还有一个关于“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
“整理国故”的口号，其实是新文化阵营首先提出的。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生在封建旧文化维护者黄侃、刘师培等人支持下，成立了“国故社”，扯起了“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的旗帜，企图以研究“国故”为名，行复古之实。面对这一情势，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支持的北大进步学生组成的“新潮社”，针对“国故杜”的倒行逆施，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新潮社成员毛子水首先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指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反对“国故社”以封建思想“保存国粹”。这样，就形成了新旧两派关于研究国故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目的和方法，并开展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封建顽固派认为，“国故”即“国粹”，必须予以保存和发扬，不得作丝毫的变更。整理国故派则坚持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国故”进行整理，以剔除糟粕，保存精华。胡适是新潮社的支持者之一，在毛子水的文章发表以后，胡适就写信给毛子水，谈了自己对“整理国故”的看法。当毛子水发表第二篇文章《＜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订误》，将胡适的来信《论国故学》附在该文后面。胡适的观点是：整理国故实在很必要，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指导国故研究；研究学术史的人，应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胡适在基本精神上与毛子水是一致的，在某些方面尚有发挥。可见，整理国故的口号并不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而且，最初它的内容也是正确的，是革新派对守旧派的一次斗争。
鲁迅作为“新潮”的支持者，在“整理国故”口号提出之初，以及对“国故”和“新潮”两社关于研究国故之事，没有发表意见。我们知道，在理论上鲁迅也并没有完全否定“整理国故”的必要性，他曾明确指出：“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就实践方面看，鲁迅当时正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并与胡适有密切的交往，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在“整理国故”方面，他采用的是剔其槽粕，去粗取精的科学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是在实践上支持了新潮社“整理国故”的主张的。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年12月胡适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更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他没有区别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与一般的青年，泛泛而论，因而授人以柄，给戴上“企图诱使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脱离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帽子。在“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胡适采用的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他提出的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就是“求否定的例”，他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危言耸听，过分夸大了“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他向广大青年大开“国学书目”，要求中学的国文课以四分之三的时间去读古文，这客观上对诋毁新文学的复古派起了支持作用。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九期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认为“呐喊救不了国家”，要学生时代的青年“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便是你救国事业的预备工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
鲁迅目睹许多封建旧文人大搞复古活动，不少无知青年陷进故纸堆里，他感触良多，认为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以震其艰深》、《不懂的音译》、《望勿“纠正”》、《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春末闲谈》、《读书杂谈》、《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碎话》等一系列文章，尖锐指出“整理国故”内容和方向转化带来的弊端，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华盖集，通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这点出了“整理国故”之误入歧途。接着，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对“老先生”和一般青年做了区别，指出了把“整理国故”当做旗子来号召的荒唐。他说：
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坟》）
来自：春光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