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终于出版了，我赶紧买了一本，一口气读完。虽说和杨绛先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相隔几幢楼，但对杨先生的家事也和读者一样，一无所知。我也只有在散步遇到杨先生时，打个招呼，或散谈两句。所以这篇小文仅限于我在院子里看到、听到的杨绛先生。

一

　　初识钱锺书、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那年，我刚调回北京，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根，扎了一把，要我送给钱锺书、杨绛夫妇。婆婆与他们夫妇同是清华的校友（低他们几届），知道他们喜欢花，尽尽老学友的情谊。两位老人非常高兴，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钱先生说：“你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说着取出一本《围城》（1987年10月版），用毛笔写上“欣久同志览存　锺书奉”，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小癞子》，是用圆珠笔签的字。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了好几声谢谢。见两位老人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这时，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郑重地说：“不要，我们是朋友，不要搞这套东西。”我这才知道，他们谢绝一切采访，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与一些人相比，我那次造访真是幸运。黄永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锺书不近人情。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了，人应该谅解理会的。”回想起来，当年我40岁，与他们是两辈人，又是无名小卒，初次相识，以“朋友”相称，可见待人之平等，而他们谢绝采访，也可见他们的做人原则。

二

　　《我们仨》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出于对杨先生的尊重，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使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7月5日，她本要吃完晚饭，散步时顺便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婆婆，并取一张她要的报纸，可那晚，她没来。阿姨来取报纸时说，杨先生太累了，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又忙着查出版社要的资料，就不出来了。我们都很理解，也并未在意，谁知第二天晚上（7月6日），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我们说她客气，她则说，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坐到了一起，我和婆婆称赞《我们仨》写得好，真挚、感人，特别是第二部分最艺术化，非常打动人心。杨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

三

　　《我们仨》面世前，我在报上看了部分摘登，其中写道1949年，钱杨夫妇应聘于清华，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瑗身体羸弱，需要恢复，决定让她休学，自己来教她初中的课程。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先生是个文人，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恰好那天看了文章，散步时遇见了杨先生，便问她，“您让钱瑗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杨先生笑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后来我选择了文科，老师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而我父亲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是江南有名的才子，精通音韵学，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思想民主、激进，家传的博学，培养出杨先生这样的才女。“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

　　杨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都还有印象，尽管当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由于她的父亲经常在家议论时政，在她幼小的心里也早早地萌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四

　　我最喜欢《我们仨》的第二部分，原来生死离别也可以用这种时空切换，亦真亦幻，亦醒亦梦的方式来写，滤去了病人怎样遭受病痛的折磨，突出的是魂牵梦绕的独特感受，因而那份刻骨铭心的哀痛才显得格外凄美、苦涩、温婉、动人。这部分的最后一段文字：“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室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可谓字字泣血。失去亲人梦醒时分的痛苦，家不再是家的冰冷多么震撼人心。

　　这些文字不由得使我想起两年前的一个傍晚，散步时，我又遇到了杨先生。她散完步正准备回家，遇到院里一位老干部，也是她的老学友，这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被阿姨推着散步。得知她还没有吃晚饭，杨先生对她说：“天晚了，快回家吧。”老人说：“我的家没有了，家里的人都不见了。”杨先生听了不免触景伤情，说：“我的家也没有了，家里人也都不见了。”其实那位老人的亲人还健在，只是她病重常认不得自己的亲人了。而杨先生则是清醒地独自感受与品尝亲人失散之痛，让人格外心酸。然而杨先生的表情却是平静的，正如她在《我们仨》中写的“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

五

　　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太苦。”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

　　杨先生散步时，遇上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见了孩子会停下脚步，与他们玩玩，遇上院子里的绿化员工，她也会提个建议，指出哪些树的布局不够合理，相互遮挡阳光，枝叶枯萎了，应该梳理。

　　体力好的时候，杨先生有时也会走出院子，看休闲的老人放风筝，甚至忍俊不禁，也要亲手放一放。

　　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杨先生在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著遗稿出版善后之事，捐出毕生积蓄给清华，设立了“好读书”基金，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承传下去。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杨先生《回忆我的父亲》的文字，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至今，她依然如此。

来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