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对诗人下一个定义，不是凡写点有形式上有诗歌的排列和压韵的文字的人都叫做诗人。诗人必须是追求爱真善美，神圣纯洁的爱，崇高的理想的人，需要绝对和稳固的根基才能活下去的人，或者说缺少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就可能走向死亡的人，也就是说无论伊沙和于坚韩冬杨克这样的民间立场的写作者还是西川王家新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写作这，从这一意义上都是伪诗人）。诗人活在世界上，从个体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虚无，孤独，寒冷和黑夜；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他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恶。
从中国传统的思想背景来讲，我们说本质上是诞生于农业文明社会并为解决那一时期的问题而出现的儒道传统在工业技术文明的今天已经完全失效，那么真正的东方诗人就只有自杀一条道路。而从西方思想背景来看，虽然说上帝已经死了，但实际上我们尚未见到尸体，也就是上帝可能是死了，也可能是隐匿了失踪了。既然不一定死亡，那么你就不能说没有寻找到上帝或者说上帝重新显现的希望。因此，西方诗人在感受到与中国诗人同样的黑夜，虚无，荒诞的同时，他们还没有完全绝望，也就是说他们在神圣黑夜，还可以守护神性，可以走遍大地寻找失踪的上帝，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希望，那么他们就不一定非自杀不可。西方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中国诗人却无家可归。
既然如此，东方诗人可不可以归依上帝来拯救自己呢？刘小枫在回答别人“你是否想引进基督教来拯救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说，我作为一介书生，谈什么拯救中国，我首先要拯救我自己，他这样的说法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真实的内心想法的披露。我们从他《拯救与逍遥》一书的行文如此激动，甚至有时候完全不顾逻辑的反问句式可以看得出他拯救自己的急切心情。那么中国诗人是否可以通过信靠上帝获得拯救呢？从理论上讲，完全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不管刘小枫如何强调，人生意义问题和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恶是所有诗人都要面对的普遍问题，没有民族和文化的差别，也就是说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或者文化心理结构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构成中国诗人信靠上帝的障碍。但问题在于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确实存在，否则中国古代诗人为什么没有神圣性的宗教信仰？而是走上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路和道家的审美逍遥之路？否则为什么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在古代就是在今天也没有什么灵魂拯救的渴望，神圣性的追求？否则大多数中国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活下去，而且能够活得心安理得？否则中国诗人为什么在上帝死了的时候写出的不是荷尔德林那样的渴求上帝的诗篇？
中国诗人在文革后期以来感受到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而非上帝死了的虚无，而到八十年代他们尚存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和大地理想，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交他们的理想几乎被彻底摧毁，或者就算不是这样，这些理想也不是可以绝对信靠的阶段性的或者叫做不稳定的虚幻的东西。因此，问题在于如果中国诗人能够畈依上帝的话，那么还好办，可是中国诗人由于这种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的差异，虽然明明感受到虚无和黑夜，虽然明明知道在大地的麦田的丰收最后收获的却只是荒芜，（“是绝望的麦子/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天空，”“黑夜从大地上生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但却不得不把大地乌托邦化，在当代中国诗人海子和小说家张炜（大家看他的《九月寓言》和《柏慧》）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信仰上帝不是可以靠理性说服的，就象爱一个人一样，你不能说某个女的漂亮，有气质，性感我就一定要爱她，一个诗人与上帝的相遇也要有种缘分，是不是就象成佛要有慧根一样，信仰上帝也要有神性的心理基因呢？中国诗人在无法信靠上帝的情况下，在爱情和大地幻灭了的情况下，除了死亡还能怎样呢？注意，海子最初也是在回忆当中把大地和童年故乡诗化，但最后看到的却是土地和死亡的关系，他后来经常写到骨头死亡，（什么“这是唯一一块埋人的地方”之类）。
这也许就是荷尔德林和尼采在“上帝死了”的时代却没有自杀，最多不过是疯狂的而海子却自杀了的原因。因为荷尔德林和尼采都不完全相信上帝已经死了，否则荷尔德林还问什么“在贫穷年代，诗人何为？”，自杀就是了！但他却可以“在神圣黑夜，走遍大地”，去寻找上帝，走着回乡之路，而尼采也可以大白天打着灯笼找上帝。
我一直认为海子是尼采的中国版，（尼采的精神在中国主要投射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海子，但鲁迅为何没有自杀，因为鲁迅当时还一定程度上相信进化论，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后来他又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共产党身上，虽然是不得不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理性某种意义上救了他的命，但他从来没有完全相信历史理性，实际上鲁迅也等于慢性自杀，他是被社会的黑暗和个体的虚无榨干的，所以我怀疑周海婴说他如果不被须藤暗害还能再活十多年的说法，我觉得他的死亡相当自然，许广平说他有时候仿佛要故意折磨自己，好象希望从速消磨自己的生命似的，可以作为注解，而且尽管如此，鲁迅能作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人做能为，他是尼采式超人和加缪式存在主义的综合体再加上中国儒侠传统的结合；独抗虚无需要强大的理性和强大的意志，海子显然两者都不具备，也就是说诗人不可能是理性的也不可能是强大的，所以如果对知识分子来说还有存在主义的和信靠上帝两种担当的话，那么对于诗人来说，就只有要么自杀要么信靠上帝的道路了，从诗人何为这个角度来讲，刘小枫确实没错。尼采在中国的盗版是周国平，诗人和超人的尼采在中国被他变成了小资，在周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文化化神奇为腐朽的超强能力。）我始终觉得海子是尼采和梵高的综合。虽然他曾经写了给韩波的诗篇，但他跟韩波的相似之仅在于他们都是充满灵感的天才诗人，从诗人的角度来说都是短命的（韩波在二十一岁以后就没有写诗了，到非洲去贩卖军火去了），而且他们都强调生命的高质量的燃烧，也就是他们的生命状态是流星状态，强调短暂然而耀眼的闪光，强调生命的质量而非长度。
为什么我说海子跟尼采很相似？首先他们都有疯狂的燃烧的激情，他们都追求精神的纯粹，而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以超人自命，尼采自诩为太阳，而海子的未完成的史诗被命名为《太阳?七部书》（由于尼采和海子的书我都没带在身边，无法更多引证，所以全凭记忆，有错误和疏漏的地方强纠正），而太阳和鹰是海子在诗歌中经常使用的意象，至于海子和梵高的相似之处，一方面从精神气质来说当然是相同的纯粹性都有燃烧的激情（请大家看《阿尔的太阳》和《以梦为马》，如此激情的诗人不把自己烧毁才怪呢），其次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大地，梵高画了好多幅仿佛精神燃烧和凝结的象征丰收的大地的麦田（梵高的《星空之夜》和他的麦子系列画是我最喜欢的，而不是他的《向日葵》，伊沙诅咒《饿死狗日的诗人》，果然如此，海子是因精神的讥渴，大地的荒芜而饿死的），最后当然是他们都自杀了，当然还有就是他们自杀之前都没在大众层面获得名声，死后却被捧为精神偶像和圣徒，作品价值陡然上升。他们也的确用死抗议和预言了一个精神荒芜时代的来临。
那么为何尼采只是发疯，而海子自杀了呢？除了上面说的尼菜还可能有一个失踪的上帝而海子没有一个甚至寄托微茫的希望的上帝的原因，海子没有超人的强大意志抗衡虚无的原因之外，就是他的诗歌雄心杀死了他。（其实海子的自杀，分析其死因的人很多，大致认为一是诗歌雄心和能力的距离造成的沮丧感，其次是爱情的挫折，还有是他的诗歌得不到承认，最后是他的孤独，因为他的好友西川骆一禾都在北京城里而他的昌平，最近据说还发现了一封遗书，说他说是他的同事迫害了他，当然如果这封遗书是真的的话，那也是他的精神错乱之举，就象梵高割耳朵给高更一样）。
他认为诗歌由纯诗和大诗（或者叫做史诗）构成，虽然诗歌界对他的抒情短诗推崇很高，他自己最看重的却是史诗写作（成都诗人钟鸣在他的〈旁观者〉一书中声称他曾经见过海子一面，他说海子给他的印象是太过纯粹，另外他曾对海子说你的短诗写得很好，但史诗没什么价值，海子听了以后非常失望），骆一禾说海子是要建立一个世界诗歌帝国，那是前所未有的诗歌事业。
但是海子面对三大困难，一是中国没有史诗传统，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而非巫官文化，也就是说从世界古代史来看，中国历史记载丰富完备这一点是相当独特，其它的古代文明基本上都是以神话史诗来代替历史著作作为古史的记载，比如印度有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古巴比伦有〈吉尔伽美什〉，古波斯有〈列王记〉，古埃及也有，但我忘了，法国史诗〈罗兰之歌〉，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德国〈尼贝龙根之歌〉，俄罗斯〈伊戈尔远征记〉，英国〈贝奥武甫〉，希腊〈荷马史诗〉，罗马〈伊尼特〉，而中国的少数民族也有〈格萨尔王〉，〈阿诗玛〉，〈江格尔〉，《玛纳斯》），也就是说中国的高度早熟的理性化的史官文化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一种普遍状态，那么这跟海子的史诗写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史诗对结构，语言，学识和经验和理性的要求都比短诗要大得多，一方面它要求神话和史诗传统作为结构和素材的支撑，一方面它需要既有的史诗传统的写作作为技巧和语言的借鉴，而中国由于没有此一传统，因此中国当代诗人的史诗写作就不得不根据历史和经书进行重构，除了海子外，杨炼的史诗写作就是如此（大家看看他的《太阳与人》）。第三是从个人来讲，海子虽然是个天才，他十五岁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但他出身农村，在大三（还是大二？）才开始爱好并喜欢上诗歌，之前他无论诗歌还是其它文学和哲学著作接触都很少，他进行诗歌写作的时间不过七年，也就是说他的诗歌写作可以说完全凭借的天才，无论是功力还是技巧经验的磨练都远没办法跟歌德比，而他推崇的就是写了〈浮士德〉的歌德而非写了优秀抒情短诗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但与歌德相比，无论史诗背景还是个人诗歌修养都没法比，但歌德写了将近六十年，而且并非所谓世界史诗，而海子却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以差得多的能力凭空建立一个世界诗歌帝国，那么他的雄心和能力之间的距离之大，会造成如何沉重的挫折感也就可以理解了。第四是在我记忆当中，西方诗人似乎在波德莱尔以后就再也没有宏大的史诗写作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比如兰波，魏尔伦，马拉美，后来的瓦雷里，里尔克，甚至T?S艾略特的〈荒原〉也很短，是否现代社会本来就意味着史诗的死亡呢？是否海子本就在追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呢？
以上是我在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的一些推测，希望大家指正和补充。
最后从他死亡的时候带在身边的四部书来看也是意味深长的，一是《圣经》和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或许意味着他在大地和上帝之间思考他的出路，还有就是印度大史诗《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这也许就表明了他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地理想破灭和信靠上帝的不可能，他也许想去流浪，乘槎浮于海，但上帝根本不存在，走遍大地又有什么用呢？
来自：地火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