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1949年生，日本早稻田大学戏剧系毕业。受欧美文化熏陶，被誉为日本“八十年代文学旗手”，曾获得“群像新人奖”、“野间文艺奖”、“谷崎润一郎文学奖”，并被名评论家推举为最具都市感 受性、最能掌握时代特质与节奏的作家。
■林少华：1952年生于吉林省长春九台，1968年初中毕业并开始下乡务农。少年时代做过诗人梦，“文学性语言总能唤起我内心深处无可言喻的冲动”。1972年在吉林大学外文系日文专业学习，1979年至1982年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日本文学专业学习并获硕士学位，1982年至1987年在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1987年至1988年到日本大阪市立大学进修日本古典文学，就是那个时期，在别人的推荐下，他接触到村上春树的小说，并开始着手翻译《挪威的森林》。1988年至1993年回到暨南大学文学院外语系任教，1993年至1996年到日本长崎县立大学任教。现为青岛海洋大学教授。
林少华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教授，不过他更出名的身份是翻译家，内地出版的村上春树的作品都是他翻译的。村上春树，不用说，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他独特的文体、奇异的想像力创造了一种“村上体”的新小说，他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作派标榜着一种“村上式”的生活。村上春树，不仅在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还成了备受年轻人推崇的流行代码。
林少华虽然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但从未和他见过面。日前，他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赴日访问，在东京拜访了村上春树。两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交谈很愉快，不过林少华自称是对村上春树做了一次“采访”。最新消息是，大约今年4月，村上春树的最新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年轻人在这样的时期生存实非易事
林少华：二十卷本《村上春树文集》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齐，这在海外大概是第一次。请就此谈两句感想。
村上春树：如此集中出版当然非常高兴，也很感谢。即使在日本也未能全部集中在一家出版社出版，在海外更是零零碎碎。这样，中国读者买起来也容易，实在令人高兴。
林少华：中国有很多村上迷，村上迷中又以年轻女性居多。对此您的心情……
村上春树：非常高兴，尤其年轻女性多这点更让我高兴。我们所处的社会―――日本也好中国也好韩国也好―――尽管各有不同，但在东方因素这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有不同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誓约”，例如在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种种问题上。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我还没有同中国的读者交谈过，但我想心情上应该有相通之处的。
林少华：您的长篇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中译本即将在内地出版。您能对中国读者谈一下这本书的创作构思或特点么？
村上春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和过去不同。过去我写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而《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的十五岁男孩儿。小说的类型和以往不一样。我写得很投入，想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如果中国读者能对此中意，我非常高兴。
一般说来，主人公的年龄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但这次我把主人公的年龄大大降了下来，写起来非常有趣，非常开心。十五岁这个年龄段含有大凡所有的可能性，可以把自己变成任何一种样子。我以往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定型了的人物。能够自行决定自己同社会的距离、同外界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则是尚未决定而将要对此做出决定的少年，这对写他的我来说绝对是个挑战。主人公年龄上应该是我的孩子―――我自己固然没有孩子―――怎么说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大约是把主人公作为另一个自己、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我自己也是一部不同一般的作品。主人公将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成长过程让我非常感兴趣。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世界任何地方都正处于剧烈变化的时期。如今的年轻人在这样的时期生存实非易事。假如自己十五岁，那么将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生活下去呢―――这个假设非常有意思。当然，对于早已是成年人的我来说，做这样的假设并不容易。
林少华：《海边的卡夫卡》似乎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有关系……
村上春树：关系非常密切。很早以前就想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续篇。
■让灵魂获得自由的念头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
林少华：您是位高产作家，是什么促使您一直笔耕不辍的呢？或者说类似创作原动力是什么？
村上春树：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林少华：包括新作《海边的卡夫卡》在内的您的许多作品表现出极为丰富而奇特的想像力，那样的想像力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来自何处呢？
村上春树：想像力谁都有，难的只是接近那个场所。林先生也好谁也好肯定都有自己的想像力的世界，但下到那里、找到门、进去又返回则是十分困难的。我碰巧可以做到。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同感或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我不是精英不是天才，也没什么才华，只不过能在技术上打开门，具有打开门身临其境而又返回的特别的专门技术。这的确很难很难。这一多半取决于精神集中力，而精神集中力取决于训练和体力。我每天都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和训练集中力，失去它就完了。维持健康对于写东西很重要。我天天早睡早起，天天运动、跑步―――每年都参加马拉松比赛―――喝酒也不过量。过去的作家全都喝酒，生活全然没有规律。而我不同。这方面的想法不一样。
■人可以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
林少华：您最近在网上回答读者提问时似乎这样说过：“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者进行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但反过来说，孤独所以成为孤独，就是因为不能同他者沟通。您是怎样看待、或者在小说中是怎样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的呢？一般认为您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空虚与无奈……
村上春树：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林少华：有人说，如果日本再有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很可能是您。您对此怎么看呢？
村上春树：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不去中国是因为一想到要参加各种活动就有压力
林少华：从您的小说或从您的小说主人公身上可以感觉出您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一个原因。您的这一心情是如何形成的呢？和中国人实际接触过么？
村上春树：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中国内地的和台湾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不多。同他们谈起来，觉得读者―――美国的、欧洲的、韩国的、中国的读者反应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非常有趣。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奇鸟行状录》有不少战争时期的沉重场面，我还真有点儿担心中国人读了恼火。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林少华：您大约十年前为创作《奇鸟行状录》去过一次中国―――主要去东北边境一带―――现在中国有那么多村上迷，您不打算再去一次吗？
村上春树：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以致一路逃了下来。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林少华：最后请谈一下将来的计划。
村上春树：将来计划还说不准。我大体是三年一部长篇。《海边的卡夫卡》刚写完，往下就写写短篇搞搞翻译什么的，同时积累素材。我会很长命的，不要紧（笑）。
来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