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张爱玲的书有一种古墓般的清凉。一捧起它，我就进入一派雨天黄昏的岑寂，那种凉意，一直凉到心里。其中还透着对世俗的祭奠。
　　读张爱玲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满是她的孤寂身形。唱不尽的浮世里的悲欢，道不完的风尘中的悲凉。这个从经历到内心都苦涩的女人，让我初中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有一种本能的躲避。但是最终还是这个世俗的女人，用她世俗的细腻、丝丝入微的曼妙吸引了我。
　　最喜欢她的《倾城之恋》。有人对这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很是嗤之以鼻。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感觉。白流苏处在那个位置，如果不为自己的前途打算而调情那就不是白流苏了。何况我看到了一个在其之下灵魂被扭曲的大环境，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同情。人的成长其实是一个堕落和低俗的过程。所以我愈发喜欢愈发试着理解白流苏。在读《倾城之恋》的时候，很为里面的一句话惊慌，大意是白流苏说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唯一学会的一点有价值的本事是用来对付人的，没有人的地方就连这一点用处都没有了。读完这句话，我有一种水淹过头顶的窒息感和惊惧感。且不论是否迫于那个时代的压力，人活着的过程和目的竟是不断退却和不断防范。眼见自己身陷泥沼却仍被驱赶，悲凉一定是深切的。好在流苏拿得出魄力赌成了一个“英雄”，跳出了所在的那个泥沼，至于是否又陷入另一个囹圄那就是后话了。
　　一个城市为了成全流苏的爱情而沦陷了，这是只有女人才想得出的幻梦。让我联想到杨贵妃，似乎唐朝的“兴”和之后的“衰”，仿佛也是为了成全这个女人的风流和冤债。
有些人用喜欢用自以为是的观点来解释张爱玲，例如梅娘的解释就很牵强。她特别强调赞赏《半生缘》的结局，而我则认为那是个败笔。虽说一般意义上，文以载道。我恰恰不喜欢《半生缘》结尾为了迎合时局将人物拔高，使其轰轰烈烈入融入抗日大潮的手法。
　　我很少同情一个女人，但是我同情《半生缘》中的曼桢，我忍不住要同情她。我喜欢她细密贤惠的女人味道，喜欢她平淡的顺从和理智的隐忍。尤其是她后来为了照顾孩子嫁给了祝鸿才，虽然是一步错棋，但使我由衷地喜欢了她的性格，至少她不任性。所以当我看到她被折磨成一个脸色黄黄病态满容的呆傻人的那一节，真是毫无保留地恨死了祝鸿才。
　　喜欢曼桢还有一个理由，她的情境有一种我曾临近的体悟。“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醒来还是呜呜咽咽地流眼泪。现在她真的在这儿讲给他听了，却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她对他叙述着的时候，心里还又想着，他的一生一直是很平静的吧，像这一类的阴惨的离奇的事情，他能不能感觉到它的真实性呢？”张爱玲对人性的情感解读得真是太深刻了。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明明就在眼前，可是你就是不愿，也不能作出解释。当初的际遇弄人，你抱着期待的心情忍着，等着，真到了那一天，心硬了，死了，不再言愁，解释无用，蜕变到“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境界里了。明明是自己的悲剧，讲起来却淡淡的，好像是在远距离审视别人。
　　为什么张爱玲如此受人欢迎，尤其受女性的欢迎，我想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出发点是世俗，是恋爱，是凡俗琐事，不会有太高深太让人无法攀登的东西存在。每个人看完了以后多少唏嘘感叹一番，也都能说出点感悟或无奈来。
　　人说张爱玲冷淡寡情地冷眼看社会，我倒觉得张爱玲内心应该是热情的，只是没有足够的纯真和善良来唤醒她。或者说她的本性是善良的。因为只有很善良的人才会更看不惯社会的丑恶，并且采取冷眼的批判，而不是世俗行动上的报复。二十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后不都采取了一种改良的宽容社会的态度么？更何况她天生是个多情的人。
　　喜欢张爱玲，尤其喜欢她一直都有自己明确的目标。她知道自己的风应该往哪个方向吹。她的那句“出名要趁早”让我因为其坦诚而生出惊异和敬意。也许这种想法，和她闭塞的生活不无关系，由于接触和理解不到更多的虚伪，所以将自己的虚荣和好胜开诚布公。人总是在不断的欲望中，包括生之欲望，爱之欲望，理想之欲望，甚至本能之欲望纷扰不断。生活在现代的人都像蜗牛，多多少少背了些东西，无法潇洒起来，所以尽管有欲望驱使，也总有种种内在或外在的压力和阻力，无法直言不讳，无法一心一意的奔向目标。
　　喜欢张爱玲，还喜欢她有明确的依赖。那种把感情放在琐琐碎碎色彩浮华的每一个小物件上的寄托，并由此作了枝枝蔓蔓纠纠缠缠牵连开去的感觉。那是种浮夸而实在的归属，永远不会担心哪一天没有了载体。
　　解构一个作家的时候，大概也在解构着中国文化，连带上特定的历史，同时也是在解构着我们自身的情感，体味着自我的成熟。每个作家都有其边缘性，其模糊性让我们有畅所欲言的、自我感受的载体空间。

来自：红袖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