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1日下午2点，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与其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友柳棣、柳小满、李小梅一同来到武汉大学，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报告厅举办了名为“从老报纸到二维码”的讲座。

整场讲座围绕敬一丹等著的新书《我，末代工农兵学员》展开，该书记录了敬一丹等人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在特殊年代的珍贵回忆，“变革”与“思索”，是与这代人紧紧相连的关键词。

《我，末代工农兵学员》

这是敬一丹与27位老同学合作而成的特殊年代“回忆录”。封面是七十年代老报纸的拼叠。封面底部是8个二维码，连接着优秀播音员的声音。这本书既是敬一丹作为“末代工农兵学员”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思索，也是一本“从老报纸到二维码”的组合。

她这样解释“末代工农兵学员”：“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才意识到，76级与77级的区别，不是年级的区别，而是一个代的区别。在我入学时，四人帮刚被打倒，而在我毕业时，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柳小满则形容为“在知识荒漠中长大的‘畸形儿’”。

如钉子般立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敬一丹那一辈人的故事就像一块块特殊的拼图，拼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离我们很近，离你们很远”

“我们要让90后知道这段历史，了解到——‘读书的自由’不是与生俱来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柳小满这样形容：“离我们很近，离你们很远。”

那是一个政治压力大于一切的年代，也是一个相当贫乏的年代，不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那时，柳棣一个月的口粮加工资是六十斤的红薯。领“工资”时，她在上完早班之后要走15里的山路去挑红薯，来回需要走一整天的时间。

精神上的生活如何呢？敬一丹回忆起中学时代，那时许多名著都被列为“封、资、修‘毒草’”（封建、资本、修正主义），是禁止阅读的。所以在文革中的大量时间内他们都读不到书，“那时我们的中学没有教科书——旧的教科书被批判废止了，新的教科书却还没有编出来。这是荒唐年代的荒唐现象。”敬一丹将自己那时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称作一种“饥渴”的状态，一看到书就想扑上去。

她这样总结跨越了40多年代际的那个年代——世上没有浪费的光阴，只有未曾思索过的生活。

记录与传播：媒体人的自觉

作为一名职业媒体人，敬一丹在“看见”的同时，也自觉担负起记录和传播的责任，《我，末代工农兵学员》便是成果之一。“记录历史、人群，是媒体人的本分和自觉，也是我内心的愿望，”业已退休的她谈及，现在的话语权已不再奢侈，但不变的是，“作为职业媒体人，需要知道什么是有传播价值的。”

要知道去传播什么，是敬一丹在数十年职业生涯中提炼出来的原则之一。“什么东西是经得起时代和岁月考验的？是热闹的东西吗？”她认为需要传播的内容，是有思索、能沉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因而也是有价值的。

谈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敬一丹认真地表示要想方设法将白岩松请到武大来，她认为白岩松“风动，心不动”的思想最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她自己的观点则更多的是坦然接受，她认为“‘后无来者’不是一种好状态”。

与敬一丹的平静不同，柳小满谈起同一问题时则是十分昂扬。他激动地站起，走向台前，声音提了起来，“很多人脱离了新闻本体，去追逐与新闻无关的表象”。“要做有责任、有民族感的媒体！”他诉说着那一代媒体人的终生信条，尤其强调要“记住新闻的本体是什么”。

激情仍未褪色，信念老而弥坚，得到的回应是比以往都久、都大的掌声，敬一丹也在一旁赞许点头，言简意赅地评价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讲座的最后，敬一丹半是幽默地对着台下说：“很多年后，记录下《我，最先遇到新媒体的记者》的，也许就是在座的你们。”

这是经历了变革成长起来的老一辈人，对正在经历新的变革的后继者们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