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晚7至9点，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为武汉大学2020级历史学强基班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主题为“时空变动中的中国古代漕运”的讲座，令同学们受益匪浅。

讲座在历史学院103室举行，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徐斌教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兆丰老师和2020级强基班班主任谢国荣教授全程出席。

吴琦教授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吴琦教授主要致力于明清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并先后承担了“漕运与中国社会”、“清代漕粮征派与地方社会秩序”、“群体与社会变迁——多学科视野下的前近代社会群体研究”、“《荆楚全书》编纂（史部）”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研究，且曾多次获得部省级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励，先后参与并承担了多项国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吴琦教授首先介绍了“漕运”一词的内涵及属性。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这言明漕运一词，主要指水运，尤其是指水运谷物。而统一王朝形成之后，“漕运”一词就逐渐专属于朝廷的粮食转运活动。接着，吴老师介绍了“漕运”一词的原始意和拓展意，指出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定内涵和指称。其一，指“官家水道之运输”；其二，专指粮食的征运；其三，征运的粮食专门用以供应京城皇室、百官、驻军及百姓日用。而其的拓展意是指其宋代以后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漕运”一词，随着社会演进，本质属性不变，内涵在不断变化。

紧接着，吴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漕运研究的学术前史：长期以来，学术界将漕运置于经济范畴，一般从制度史、经济史进行研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以零散、考述与评论文章为主，专注制度与经济史考察；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外关注漕运，但总体成果不多，主要限于制度史和经济史论文；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漕运研究全面发展，出现了一批通论和断代著作；而二十一世纪以来，漕运前沿性研究的趋向多元化。其一，重新审视漕运特性，不仅仅视之为经济问题、赋税负担；其二，立足于社会层面，关注漕运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其三，深入发掘史料，在理论与方法上尝试跨学科研究。吴老师认为，漕运与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绝非单一的经济制度与活动。漕运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意义，它首先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同时有丰富的经济内涵。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吴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漕运的演进及其线路变化。秦汉时期，漕粮供给京师，也用于军事方面；随需而作，属于临时性的粮食运输；方向为东西向；汉代地域范围已经到了江南，但无力也没有必要大规模从南方征集。隋唐时期，则注重制度的建设以保证漕运的稳定、持续和有效；不少举措和制度的探索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粮食运输灵活多变，可以调整运输的时间、节奏和运输量；漕运的重心已经出现南方的指向；漕运的方向在东西向仍然保持的同时，东南、西北向的漕运线路越来越重要。宋代之时，漕运制度有很大发展，相对成熟；漕运渐趋稳定，表现为有相应的成法以及额定的年漕量；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漕运重点已经移至南方，原来的东西向、东南—西北向变为南北向。元代之时，南北大运河形成；但终元之世，皆以海运为主；漕运方向南北向。明清之际，漕运制度完备，已经成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涉及范围广，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漕运不断发挥诸多的社会功能；重心完全落在南方；依赖运河，线路由南向北。

讲座的第三部分，吴老师向大家讲述了漕运线路变动中经济格局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自唐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元明清三代向东北方迁移；而经济重心越来越明确的确立在了南方，于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立北南。这种情况一定会利用到漕运——沟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变化不断地拉动漕运线路的变化；同时运河经济带出现，发挥了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

在提问环节，吴老师针对同学们关于漕运与经济重心、漕运与社会的联系等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解答，进一步深化了同学们对古代漕运发展与在时空中变化的理解。